摘要:中國文化豐富的區(qū)域性決定了全國各地必定存在不同風貌、不同價值的“唐詩之路”。以幽州為中心,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與燕山南麓通往東北邊塞的道路,構成地位舉足輕重、具有突出自身優(yōu)勢和鮮明地域文化特質的“河朔唐詩之路”。河朔詩路擁有數(shù)量眾多且分布密集的詩人行跡與創(chuàng)作、文學景觀與文學地理意象,并且串聯(lián)起博陵崔、范陽盧、趙郡李等文化望族,是為唐代詩壇輸送詩人最多的詩路之一;河朔唐詩與隴右唐詩分別承載著唐代邊塞詩的東西兩極,共同成就了盛唐邊塞詩這座詩史上的高峰;慷慨悲歌的河朔之風為唐詩注入了貞剛之氣和獨立不屈的人格精神,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融和唐詩高潮的到來。
一、引言
“唐詩之路”被用來描述和指稱唐代詩人行跡和詩歌相對集中因而具有詩路性質的交通行旅線路,對“唐詩之路”的揭示和研究,通常以特定線性空間中的詩人行跡、創(chuàng)作,以及沿途的文學景觀為中心,考察地理環(huán)境、交通路線等同唐詩創(chuàng)作之間的影響與互動,可以視作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打破行政區(qū)域局限的一類個案研究。
從竺岳兵先生首揭的“浙東唐詩之路”到后繼研究者論列的隴右、兩京、商於、大庾嶺等處“唐詩之路”,皆各有其豐富而獨特的內涵。就研究的側重點而言,或重在文學景觀的揭示和研究,或重在交通與唐詩之關系、詩路創(chuàng)作與沿途區(qū)域文化之關系;就不同“唐詩之路”上的景觀風貌而言,浙東、浙西的奇山秀水,與西北的粗獷宏闊、唐代嶺南的荒蠻偏遠等,又各自呈現(xiàn)迥乎不同的風格面向。不同的“唐詩之路”,詩路之空間距離和時間綿延的長短各不相同,涉及地域空間的廣狹不同,詩人經行與創(chuàng)作的密集度、作為詩歌之路的典型性亦有所差別,詩人在詩路的活動、創(chuàng)作與文學史、與唐代歷史文化的關聯(lián)度和價值意義也存在差異。豐富而多元,既有相似相關的共性又各具特色與價值,無法彼此代替和取消,所以,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和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必然有更多“唐詩之路”被發(fā)現(xiàn)和描述出來,與“浙東唐詩之路”等詩歌線路共同構成璀璨唐詩版圖上的縱橫交錯、熠熠生輝的經緯線。
從根本上說,全國各地必定存在不同風貌、不同價值的“唐詩之路”,這是由中國文化豐富的區(qū)域性、地方性所決定的。放眼世界,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既有遼闊的國土、復雜多樣的區(qū)域格局,每個區(qū)域又各自積累了源遠流長、豐富海量的地方文獻和文學敘說。相對獨立的文化區(qū),如齊魯、燕趙,如江南、嶺南,其文化的豐富性比之一般中小國家不遑多讓,體量相當?shù)拇髧?就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淀和地域文化的多樣性而言,較中國似有不及。因此,筆者對劉成紀關于“地理的區(qū)域性、地方性就是文化的中國性”這一論斷深表贊同,應當說,地域空間之多元,不同地域空間文化風貌之豐富,與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罕有其匹的歷史連續(xù)性一樣,都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屬性和重要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區(qū)域性、地方性有著深切關注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就是關于“文化的中國性”的研究,關注不同地域空間的唐詩風貌及其獨特價值的“唐詩之路”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二、“河朔唐詩之路”的路線、詩人行跡與詩歌創(chuàng)作
“河朔唐詩之路”是指太行山東麓連接中原與北方巨鎮(zhèn)幽州(今北京)的南北交通大道和燕山南麓自幽州通往碣石、榆關等東北邊塞之地的東西交通線路,起自今豫北冀南地區(qū),以幽州為中點,終點在今河北秦皇島的碣石、榆關一帶。西倚太行、北靠燕山的這兩條北方道路,如同一撇一捺畫出一個巨大的“人”字,同兩京之間、浙東、隴右等處具有詩路性質的文化線路一樣,是一條地位舉足輕重、具有突出自身優(yōu)勢和鮮明地域文化特質的“唐詩之路”。因唐人常以“河朔”代稱河北,本文遂將這條地處唐時河北道的詩歌線路稱為“河朔唐詩之路”。
太行山在中國的位置示意圖,“星球研究所”繪制
詩路南段,連接燕趙與中原的太行東麓南北大道,唐人常稱為“邯鄲道”,如儲光羲《效古二首》:“晨登涼風臺,暮走邯鄲道”,李德?！肚锶盏强峭澔噬礁卸稍仭?“北指邯鄲道,應無歸去期”。唐時“邯鄲道”沿線由南至北分布著殷商舊都所在的相州(今河南安陽),歷史底蘊深厚的趙都邯鄲(今河北邯鄲),以邢窯白瓷聞名天下的邢州(今河北邢臺),成德藩鎮(zhèn)駐地、太行東麓大道與五臺山進香道十字交匯點的名城鎮(zhèn)州(今河北正定),全國重要的絲織業(yè)中心定州(今河北定州),易定節(jié)度使駐地易州(今河北易縣)等重要城邑,這段詩路比自幽州折向東北后的東西路線更為繁榮、喧囂。而詩路北段所處之燕山一線,地處歷史上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的交匯線,也是唐朝與契丹、奚族“兩蕃”展開東北邊塞戰(zhàn)爭之最前沿,陳子昂、高適、張籍、李益等著名詩人都在這一線寫下了他們詩歌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可以說,燕山南麓自幽州至碣石、榆關的“盧龍塞道”與西北的隴右詩路共同孕育造就了古代詩史上燦爛奪目的唐代邊塞詩。
詩路北段所處之燕山一線,地處歷史上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的交匯線,也是唐朝與契丹、奚族“兩蕃”展開東北邊塞戰(zhàn)爭之最前沿。圖為河北秦皇島界嶺口一帶長城。
特定交通行旅線路中擁有數(shù)量眾多、分布密集的詩人行跡與創(chuàng)作,以及作為歌詠對象的文學景觀與文學地理意象,這是決定一條“詩歌之路”所以能夠成立的基本條件。
唐代前期詩人在“河朔唐詩之路”的活動與創(chuàng)作,撮其要者,最早是唐太宗及其群臣東征高麗途中的君臣唱和:貞觀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率大軍發(fā)自洛陽,途經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為文祭魏武帝曹操,經定州,為文祭北岳,并詔皇太子留定州監(jiān)國,作《違戀》詩,薛元超、李元嘉等有和作。四月誓師于幽州城南,行至平州(今河北盧龍)有《春日望?！?許敬宗、楊師道等有多首和作)、《于北平作》等詩。九月班師,十月入臨渝關,歸至定州時有《宴中山》,許敬宗等有和作。此行完整經行“河朔唐詩之路”全程,回師時詩路南段沒有走完,沿太行東麓南下至定州后取山中陘道西上晉陽。初唐時期,多位著名詩人曾經從軍河朔,留下詩篇:調露元年(679),駱賓王從軍北方邊塞,在河朔作有《于易水送人》《邊夜有懷》等名篇,易水送別處的燕下都在今河北易縣,為太行東麓大道沿線的重要歷史文化遺址和文學景觀;萬歲通天元年(696)七月,唐朝以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防御契丹,著名詩人崔融隨軍東征,杜審言、陳子昂皆有詩贈別,崔融此行至今河北東北部、遼寧南部一帶,作《塞垣行》《塞垣寄內》等篇。九月,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wèi)大將軍討契丹,陳子昂隨軍為參謀,“負劍登薊門,孤游入燕市”(盧藏用《宋主簿鳴皋夢趙六予未及報而陳子云亡今追為此詩答宋兼貽平昔游舊》),寫出千古絕唱《登幽州臺歌》及《薊丘覽古贈盧藏用七首》《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諸篇。
盛唐時期,首先是張說先后兩次任職河北期間的創(chuàng)作:玄宗先天二年(713),張說出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開元六年(718),又由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幽州都督、河北節(jié)度使,張說先駐節(jié)于詩路南段的相州,后駐節(jié)于詩路的中點幽州,在河朔留下名作《鄴都引》及《幽州送尹懋成婦》《幽州元日》等篇;開元十九年(731)至開元二十一年(733)間,高適北游河朔,經魏州(今河北大名)、巨鹿(今屬河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薊門(今北京南),全程經行“河朔唐詩之路”,迎來其詩歌生命中一次重要的創(chuàng)作高潮,數(shù)年后,又結合此行見聞,寫出一生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燕歌行》;其時,王之渙亦流落薊門,高適訪之不遇,有《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放蕩齊趙間”,“春歌叢臺上”(杜甫《壯游》);開元二十九年(741),岑參游河朔,經行河朔詩路南段的邯鄲、井陘、定州等地并留有詩作;天寶九載(750)冬,高適在封丘尉任上送兵至清夷軍(今河北懷來),有《送兵到薊北》《使青夷軍入居庸關三首》等篇;天寶十一載(752),李白游燕趙,沿太行東麓大道經邯鄲、臨洺(今河北永年)等地北上幽州,有詩《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fā)兵》《贈臨洺縣令皓弟》等多首,并在《北風行》中留下“燕山雪花大如席”這樣帶有鮮明北方地域色彩的千古名句;儲光羲約于天寶十三載(754)取河朔詩路南段的太行東麓大道,奉使北上至幽州,有《效古二首》《觀范陽遞俘》等作。
中晚唐時期,太行東麓大道沿線的本土詩人如李嘉祐、崔峒、司空曙、于鵠、劉言史、賈島、無可、公乘億等有在家鄉(xiāng)生活、創(chuàng)作的經歷。大歷時期多位避地南方的著名詩人來自河朔詩路南段,除趙郡(今河北趙縣、贊皇一帶)人李端未見與故土相關作品,趙郡李嘉祐、土門(今河北鹿泉)崔峒、廣平(今河北永年)司空曙、中山(今河北定州)郎士元等,均有懷念家鄉(xiāng)的作品,如李嘉祐《送從弟歸河朔》、司空曙《賊平后送人北歸》、崔峒《送王侍御佐婺州》(一署郎士元作)諸篇。范陽(今河北涿州)人賈島于元和五年(810)離鄉(xiāng)南下之前曾長期生活創(chuàng)作于河朔,后來在《明月山懷獨孤崇魚琢》《懷博陵古人》等多篇詩歌中表露鄉(xiāng)關之思。
中晚唐時期在“河朔唐詩之路”留有詩篇的著名客籍詩人則有白居易、韓愈、張籍、王建、楊巨源、李益、竇常、竇牟、張繼、姚合、許渾、雍陶、劉叉、張蠙、貫休、劉鄴、聶夷中、羅隱、溫庭筠、杜荀鶴等。其尤可值得注意者有:貞元二十年(804)歲暮白居易河北之行有名篇《邯鄲冬至夜思家》及《冬至夜懷湘靈》《除夜宿洺州》等詩;長慶二年(822)韓愈宣諭鎮(zhèn)州(今河北正定),途中及歸后寫有《鎮(zhèn)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鎮(zhèn)州初歸》等多篇詩作;建中、貞元間,張籍、王建曾在詩路南段的今邯鄲、邢臺一帶,“十年為道侶,幾處共柴扉”(張籍《登城寄王秘書建》),留下不少作于“鵲山漳水”之間以及后來追憶此段經歷的詩篇;張籍、王建、楊巨源、李益、姚合等人有入職河朔藩鎮(zhèn)幕府經歷,李益且曾因在幽州作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獻劉濟》)之句而遭降職;分別駐錫真定、趙州的兩位佛教史上的著名禪師臨濟義玄、趙州從諗皆有詩偈存世(趙州從諗留詩十七首,其圓寂后成德節(jié)度使王镕為作《哭趙州和尚》二首)。
三、“河朔唐詩之路”的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
在古代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視閾中,一切自然、人文景觀,經文學家反復吟詠和書寫,即可謂之文學景觀。文學景觀通常是現(xiàn)實可見的,文學作品中虛構的地理空間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景觀。
文學景觀或特定的地名、地域,具有鮮明地域特征的名物,反復進入文學家的吟詠和書寫,并因此具有了某種特殊的人文意蘊乃至特別的文化標志意義,則可謂之文學地理意象。文學地理意象的根本特質是其意象性,即必須相對穩(wěn)定地承載某種特定的意蘊和情調。
同一個與地理空間有關的名詞、名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能作為文學地理意象使用,也可能僅具有文學景觀的意義。文學景觀作為具體、實在的“地方”(place),往往是文學地理意象在地理空間中的現(xiàn)實載體,但文學景觀并不即是文學地理意象。雖然文學家在作品中寫到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都并不一定要親臨其境,但相比之下,文學地理意象更加不受時空限制,它更接近于人文地理學者說的那種“空間”(space)。作者會說,總之我知道大地上有這樣一個地理空間存在(或曾經存在),我寫它,既不意味著我看見,也不意味著我要送別、贈答的對象會看見,我只是確信它可以寄托我要表達的意思,而作者和讀者之間對此種寄托必然擁有共同的認知和足夠的默契。
和其他“唐詩之路”一樣,沿途分布著密集的文學景觀與文學地理意象,是“河朔唐詩之路”之所以成立的重要依據(jù)。在指認和描述文學景觀與文學地理意象時,李仲凡著眼于空間范圍提出的點、線、面的三分法,最為簡明、方便,對實際操作富于啟示意義。李仲凡指出,目前文學景觀研究主要研究的是“點”,借鑒地理學中的尺度概念,文學景觀中的“線”和“面”涵容更為巨大的文學空間,我們應該關注到那些大尺度的文學景觀。以下以河朔唐詩之路為個案樣本,試析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的“點”、“線”、“面”。
先談河朔詩路上的“點”。
曹魏鄴城在今河北臨漳西南,于楊堅滅北齊時被焚毀,至今猶有遺址可尋,唐時更應是可供現(xiàn)場憑吊的文學景觀。
曹魏鄴城在今河北臨漳西南,于楊堅滅北齊時被焚毀,至今猶有遺址可尋,唐時更應是可供現(xiàn)場憑吊的文學景觀。由于建安文學諸子的文章功業(yè)和鄴下之游對后世的巨大影響,曹魏所筑銅雀、冰井、金虎三臺,建安文學家游宴賦詩的西園,鄴城以西的曹操西陵等皆經常成為詩人吟詠的對象,其中尤以銅雀臺詩數(shù)量最多。銅雀臺母題詩歌或為樂府舊題,或為現(xiàn)場懷古,大量作品不只是對文學景觀的描寫。從南朝到中晚唐,不同時代詩人借助曹操遺令銅雀分香、歌伎望陵作歌的故事,寄托了不同的思想主題和時代心曲,銅雀臺遂成一意蘊豐富且隨時代變遷屢有變奏的文學地理意象。邯鄲叢臺,是戰(zhàn)國趙武靈王遺跡,杜甫、岑參、王建、李益等20余位唐代詩人寫到過,且大部分都是親自登臨之作。但這些詩歌基本上屬于杜華平所說的“對現(xiàn)實地理客體作出較寫實的描述,或者說地理客體經文本化之后,面貌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因此我們把邯鄲叢臺看作河朔詩路南段最為舉足輕重的文學景觀之一,但不認為它是文學地理意象。易水北岸戰(zhàn)國燕下都遺址附近的河北定興有黃金臺,薊丘(薊門)、幽州臺在今北京境內,幾處遺址在唐詩中喚起的都是詩人對燕昭王千金買馬骨、建黃金臺招賢納士、禮遇人才的歷史追憶,因而相關詩歌總是與懷才不遇、渴望伯樂的情緒相聯(lián)系,所以黃金臺等既是文學景觀,也是文學地理意象。
上圖:邯鄲叢臺是戰(zhàn)國趙武靈王遺跡(現(xiàn)存建筑為清代重修),杜甫、岑參、王建、李益等20余位唐代詩人寫到過,且大部分都是親自登臨之作;下圖為:位于河北易縣高陌鄉(xiāng)的武陽臺,與黃金臺等燕下都遺址相關的詩歌總是與懷才不遇、渴望伯樂的情緒相聯(lián)系。
作為河朔詩路北段的著名文學景觀,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在唐詩中同時寓有兩層特殊的文化標志意義。它首先是征人遠戍的邊塞之地的代名詞,如著名邊塞詩人高適“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燕歌行》)、“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別馮判官》),其中碣石及榆關、漁陽、薊北等地名皆可視為唐代東北邊塞的代表性地標,詩人只需集中列舉一下這些地名,字里行間便自然彌漫一股煙塵之氣;然而,碣石有時又與戰(zhàn)爭煙塵并不相干,而是同南方的瀟湘、衡陽等地理意象對舉,作為北方極其僻遠、苦寒之地的象征,如張若虛名篇《春江花月夜》中名句“碣石瀟湘無限路”,盧照鄰“荊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guī)于萬里,照離思于千行”(《明月引》),都只是借助碣石、瀟湘兩個北方、南方的地名,寫月光之普照,狀距離之遙遠,詩中的離人,可能是邊關征戍之人,但也完全可能是商人或宦游者,碣石意象此時所蘊涵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共同認知和默契,不過是標記了地理方位上的極北之地,主要強調的是空間距離之遠。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碣石附近的盧龍塞(在今河北遷安境內)雖然同樣兼有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的雙重性質,但它在唐詩中就只是與邊塞之地這一層象征含義緊密聯(lián)系,如“聲聲搗秋月,腸斷盧龍戍”(劉長卿《月下聽砧》)、“自有盧龍塞,煙塵飛至今”(戎昱《塞下曲》)等,而并不像碣石那樣被當作北方極遠之地的地理標志來使用。
碣石在唐詩中常同南方的瀟湘、衡陽等地理意象對舉,作為北方極其僻遠、苦寒之地的象征。圖為河北昌黎城北的碣石山。
再談河朔詩路上的“線”性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
河朔詩路南段大致沿太行山前海拔50米以上一線延伸(易縣以北位置稍偏東),詩人走在路上大部分時間向西可以遠望見黑魆魆連綿起伏的太行山脈。圖片來自“星球研究所”。
“唐詩之路”本身就是一條條“線”狀的文學景觀,它們既各自包容了許多作為文學景觀的“點”,又與其他的“線”縱橫交錯。所謂“線”性的文學景觀,主要指山脈、江河、道路。就河朔詩路而言,沿途最主要的“線”性文學景觀,其縱向者,是被唐人視作“天下之脊”的太行山。河朔詩路南段大致沿太行山前海拔50米以上一線延伸(易縣以北位置稍偏東),詩人走在路上大部分時間向西可以遠望見黑魆魆連綿起伏的太行山脈。唐詩中直接寫到太行山者有數(shù)十首,其中不乏李白“將登太行雪滿山”、韓愈“誰把長劍倚太行”等奇絕佳句,但實際上太行這條景觀線路又同時容納了若干次一級的“線”和許多“點”狀的文學景觀。所謂次一級的“線”,如滏口陘、井陘、飛狐陘等溝通東西的山中諸陘道;有通道即有關隘,太行山中的軹關、天井關、土門關、居庸關等“點”,在唐詩中亦有廣泛反映。再如古北岳恒山(今名大茂山,在今河北保定西)也是太行山中的一個重要的“點”,河朔詩路途經的恒州、鎮(zhèn)州、常山、真定、定州等歷史地名之由來,皆與古北岳恒山有關,賈島、姚合、馬戴等著名詩人皆有詩詠及北岳,特別是賈島,早年即生長、活動于北岳一帶山中,故相關詩作甚多。
就河朔詩路而言,沿途最主要的“線”性文學景觀,其縱向者,是被唐人視作“天下之脊”的太行山。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老崔視野”。
太行山之外,河朔唐詩之路途經的“線”性文學地理景觀以東西向為多。詩路南段主要是自太行山中流出的三條大河:漳水、滹沱、易水。
漳河今天是河北、河南兩省的界河,為唐詩中“出鏡”最多的河北大河之一。盛唐之李杜高岑,除了杜甫雖曾“放蕩齊趙間”,但在河朔游蹤較少,李白、高適、岑參都確定到過并寫過漳河,前文已經提及中唐著名詩人張籍、王建,曾在河北南部同窗十載,“鵲山漳水總追隨”(張籍《逢王建有贈》),鄴城、漳水一帶是兩人早年經常來往流連之地。此外,由于建安文學家劉楨臥病漳水之濱的典故廣為人知,漳河也經常被用作一種文學地理意象,諸如“聞說漳濱臥,題詩怨歲華”(李端《酬秘書元丞臥疾見寄》)、“如何此幽勝,淹臥劇清漳”(李商隱《崇讓宅東亭醉后沔然有作》)等句,在這些例子中,漳濱、清漳成了臥病、退隱的代名詞,而與詩人的真實行跡全然無關。
滹沱河橫穿河北平原中部,平原中部的區(qū)域中心城市鎮(zhèn)州、趙州,以及中古望族趙郡李氏、土門崔氏(博陵崔的分支)、博陵安平崔氏皆受其灌溉滋養(yǎng),也是頻頻出現(xiàn)于唐詩的重要文學景觀。滹沱河在親到河朔的唐代詩人或河朔本土詩人筆下往往是實寫,如趙郡李頎《欲之新鄉(xiāng)答崔顥綦毋潛》:“寒風卷葉度滹沱,飛雪布地悲峨峨”,李嘉祐《少年行》:“身居驃騎幕,家住滹沱河”;出現(xiàn)在其他唐詩中,常具有指代整個河朔地區(qū)或燕、趙故地的標志性意義,如杜甫《承聞河北諸道節(jié)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其九:“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云喜共和”。
燕太子丹送別荊軻的瀟瀟易水,顯然兼有文學景觀與文學地理意象的雙重性質。唐詩中寫到易水,以駱賓王《于易水送人》為典型代表,其獨特的人文內涵和審美特點有二:首先是必然與慷慨壯烈的燕趙地域文化氣質相聯(lián)系,詩人身臨其境會陡增一份雄豪俠義之氣;其次,反抗暴秦的悲壯氣氛與北方苦寒印象疊加在一起,使寒洌成為人們的對易水的突出印象,易水因此得與更北的桑干河一起成為北方之河的象征。
河朔詩路北段的文學景觀主要有桑干河、燕山及綿延于燕山之中的古長城。桑干河唐時由并州流入幽州,今天從山西流到河北,在唐詩中出現(xiàn)二十余次。其中有些是親臨其境的歌詠,如晚唐詩人雍陶《渡桑干河》:“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來似夢來”;在另一些送人游邊的詩作中,則以桑干河指代幽薊一帶,如劉長卿《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干”;更多情況下則基本脫離了指示地理方位的意義,純是作為邊塞之地的代名詞,如皇甫冉《奉和對雪》:“連營鼓角動,忽似戰(zhàn)桑干”,貫休《戰(zhàn)城南》:“萬里桑干傍,茫茫古蕃壤”等。
燕山山脈,自古是農、牧兩種文明的重要分界線,也是唐人眼中東北邊塞的天然屏障。駱賓王《邊夜有懷》:“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詩人沿綿延不絕的燕山走向邊塞,離漢地越來越遠,應是其北游邊塞時期的寫實之作;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洛陽為易水,嵩岳是燕山”寫奔亡途中所見,則是對文學地理意象的巧妙運用——作為自然地理標志的易水、燕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分隔夷夏的意義,安史之亂爆發(fā)后,詩人寫洛水、嵩山成了易水、燕山,形象蘊藉地說出大片國土失陷,中原淪為邊疆的沉痛現(xiàn)實,平添了打動人心的力量。
唐詩中屢次出現(xiàn)的“塞垣”,泛指北方邊塞的長城及各類城池關塞。戰(zhàn)國燕長城及秦漢長城均遠在燕山一線以北,但唐時之燕山上并非沒有長城景觀,北朝諸政權曾多次在這一線修筑長城,特別是北齊天統(tǒng)元年(565)斛律羨主持修建的從古北口沿燕山南緣到大海的長城,與后來的明長城線路大致重合。這一段長城,有時唐人也一概泛稱為盧龍塞,由此可知,當親臨東北塞垣的高適寫下“東出盧龍塞,浩然客思孤”(《塞上》)時,盧龍塞理應是平時供行人出入、戰(zhàn)時由重兵扼守的具體門戶,是一個“點”,但在更普遍的從文學地理意象的意義上詠及盧龍塞的詩歌中,盧龍塞也可以是一條線,指的是從“幽州以東迄于海濱之長城塞”。
最后談一談“河朔唐詩之路”所依托的“面”。
李仲凡在論及“文學景觀的‘線’和‘面’的尺度”時舉例說,黃河、三峽、長城這些是“線”,地中海、黃土高原、蒙古大草原和撒哈拉沙漠等就是“面”。從這樣的宏觀視野看“河朔唐詩之路”,諸如河朔、燕趙、幽燕、幽并、幽薊、薊北、遼西這些,可以視為“面”狀的文學景觀,并且,它們在唐詩中大多同時具有文學地理意象的性質。
燕趙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從隋末竇建德、劉黑闥與李氏爭雄,到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自幽州起兵,發(fā)動造成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叛亂,以及此后形成的“雖號為一朝,實成為二國”的強藩割據(jù),使得唐人對河朔地域的雄豪尚武、桀驁不馴氣質印象尤深。所以,當唐詩中寫到河朔、燕趙,常常包含著對這一地區(qū)慷慨豪俠的地域風格的體認和強調,如張說《奉和圣制行次成皋應制》:“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雄”,韋應物《送崔押衙相州》:“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
相比之下,從地理方位上更靠北的幽燕、幽并、幽薊等地名則一方面仍有豪雄、蒼涼之意,一方面成了北方邊地的代稱。薊北、遼西,所指地點就更加模糊。唐時已無遼西郡,秦漢至北朝遼西郡治屢次遷徙,管轄范圍大致在今冀東的唐山、秦皇島及遼寧西南,于北齊時并入了北平郡(治今河北盧龍北)。薊北更非具體地點,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因為作詩對仗方便才盛行起來的一個詞,在唐詩中與其他地名配合方位詞對舉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上官昭容《彩書怨》:“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盧照鄰《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xiāng)曲父老》:“薊北三千里,關西二十年”等。遼西一詞也有類似用法,如沈佺期《雜詩三首》其二:“妾家臨渭北,春夢著遼西”,王勃《八仙徑》:“代北鸞驂至,遼西鶴騎旋?！笨傊?遼西、薊北,幾乎總是和征人、思婦、鴻雁等意象一起出現(xiàn),不僅在唐詩中,在中古以后歷代的中國古典詩歌里都是典型、常用的文學地理意象。
上述點、線、面的文學景觀之外,文學作品中還經常出現(xiàn)一些帶有明確地理標記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其他名詞、名物,可以看做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地理意象。河朔詩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唐詩中頻頻提到的趙女、燕姬、邯鄲倡、邯鄲女兒、燕趙佳人和邯鄲兒、邯鄲少年、幽燕客、幽并俠少等。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詠及上述各類燕趙佳人意象的唐詩總計起來不下50首,堪稱現(xiàn)象級的存在,學界也已有一些關于“邯鄲倡”“趙女”等意象的探討文章;詠邯鄲兒、邯鄲少年詩有6首,詠幽并游俠類詩有近20首,這兩類豪俠性格的人物之間的個性和文化意蘊在近似中又存在差別,此處限于篇幅,留待以后做專題討論?？傊?諸如此類本身雖不是地理景觀或地名,但也打著鮮明的地方烙印、有著特定人文內涵的人物或名物意象,也理應納入在文學地理學和詩路研究的關注視野之內。
四、“河朔唐詩之路”的特點及詩史意義
“河朔唐詩之路”南北兩段一在太行東麓,一在燕山南麓,所經地貌,主要為山前臺地和平原階地,與其他各處具有詩路性質的文化線路相比,山水不及浙東,亦缺少西北邊塞的奇崛色彩,其突出的自身優(yōu)勢和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質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首先,“河朔唐詩之路”不僅與其他唐詩之路一樣串聯(lián)起眾多詩人的行跡和詩篇,并且串聯(lián)起諸多中古時期頂級的文化士族,是為唐代詩壇輸送詩人最多的詩路之一。曾大興對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收文學家的籍貫分布統(tǒng)計顯示,隋唐五代燕趙籍文學家共107人(河北103人,北京4人),為全國最多;景遐東以陳尚君《唐代詩人占籍考》為基礎編制的《唐代各地區(qū)詩人數(shù)量統(tǒng)計表》中,唐河北道詩人數(shù)量則僅次于江南東道之后列全國第二。星光璀璨的唐代河北道詩人,半數(shù)以上占籍在“河朔唐詩之路”南段的太行東麓南北大道沿線及附近地區(qū),最主要的原因是唐代最為顯赫的“五姓七家”中的博陵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的聚居地均分布于這一線,其中博陵崔氏貢獻了初唐崔湜、崔液、崔滌三兄弟,“大歷十才子”中的崔峒以及中晚唐詩人崔立之、崔護、崔涯等,范陽盧氏則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盧照鄰、大詩人陳子昂的好友兼詩集整理者盧藏用、中唐“韓孟詩派”重要成員盧仝等,趙郡李氏涌現(xiàn)詩人最多,如名列初唐“文章四友”的李嶠,盛唐名家李頎和李白遺集的編輯整理者李陽冰,中唐名家李端、李嘉祐、李絳、李紓、李華,晚唐名相李德裕等,以上幾大望族之外,河朔詩路的著名詩人還有魏徵、郭震、蘇味道、閻朝隱、郎士元、司空曙、劉言史、于鵠、劉叉、賈島、無可等。
今河北石家莊的趙縣、贊皇、欒城、高邑一帶,是趙郡李氏詩人李嶠、李嘉祐、李德裕等人的祖居之地。圖為贊皇鄉(xiāng)間山色。
其次,“河朔唐詩”與“隴西唐詩”分別承載著唐代邊塞詩的東西兩極,不斷演繹著戰(zhàn)爭行役、征人思婦等主題的古典詩歌傳統(tǒng),都涌現(xiàn)出許多名篇,特別是共同成就了以高、岑為代表的盛唐邊塞詩這座詩史上的高峰。唐代邊塞戰(zhàn)爭,西北和東北是兩大主要方向,東北方的主要對手是契丹和庫莫奚。岑參曾北游河朔,但其雄奇瑰麗的邊塞詩作于西北;高適曾入河西哥舒翰幕府,但他首先是在“河朔唐詩之路”寫出《薊門五首》《塞上》等大量風格蒼涼、思想深刻的邊塞詩,代表作《燕歌行》也是基于東北邊塞經歷見聞創(chuàng)作而成。高岑之外,崔顥早年北游邊塞,是沿河朔詩路北上幽薊,其《古游俠呈軍中諸將》《贈輕車》《贈王威古》《遼西作》諸詩背景皆為東北邊塞;王之渙《涼州詞》作于西北,但是早年流落薊門的經歷為他提供了最初的邊塞經驗和豪情。盛唐之外,初唐之崔融、陳子昂,中唐以后的張籍、李益等名家也都寫出了反映東北邊塞的優(yōu)秀詩作。另外,正如前文論述文學景觀和文學地理意象時指出的,“河朔唐詩之路”北段的燕山南麓一線不僅留下了眾多詩人的詠歌,且因唐詩的書寫為中國文學貢獻了諸多超越了地名和文學景觀的意義、具備文化符號和象征意味的文學地理意象,如薊北、漁陽、盧龍、榆關、碣石、遼西等地名在古典詩詞中已經緊緊與征人思婦和邊地征戰(zhàn)之苦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邊關、邊地的代名詞。
最后,流淌在“河朔唐詩之路”的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傳統(tǒng),作為一種“邊緣的動力”,為唐詩注入了貞剛之氣和獨立不屈的人格精神,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融和唐詩高潮的到來。文學地理學研究認為,文學家寫作風格的養(yǎng)成、思想內容的廣度和厚度,乃至其創(chuàng)作最終抵達的高度,當與文學家一生的地理根系有重要關系。“河朔唐詩之路”所給予唐代詩人的地理經驗是寶貴而獨特的。在浙東詩路,唐詩中豐富密集的自然山水意象,實際是繼謝靈運等南朝詩人之后對江南風景的再發(fā)現(xiàn);在隴右,以岑參為代表的西北邊塞詩是古代詩人對西北瑰奇壯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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